绿色环保网北京讯（许玉久）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程和成就，是深入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权威读本。通览全书可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华传统生态文化智慧高度契合，二者融通联结，共同筑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思想根基与文化底色。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阐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建立在人与自然交互关系的基础之上，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人与自然共同的自由和解放的最终归宿。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生命有机整体。恩格斯认为，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马克思提出，自然界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生活生产资料，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生态基础。人可以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能动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恩格斯提出，对自然界的支配作用就在于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人与自然之间存在重要的物质交换循环。人通过劳动去调控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若物质变换超出自然界自我修复的阈值，就会形成“无法弥补的裂缝”。如果自然界成为资本逐利和扩张的牺牲品，那将导致同人类社会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的扭曲与中断，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可持续再生产。马克思擘画了实现社会平等与生态正义的发展图景，提出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构建起生命共同体，有效调控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从“资本逻辑”向“自然逻辑”转变与回归，人与自然实现全面和解。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耕活动高度依赖天时地利人和，中华民族对自然界积蕴出亲近感和敬畏心。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蕴涵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凝结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道法自然”的方法论和“参赞化育”的价值追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表述为“天人关系”《管子·形势解》有言“天生四时，地生万财”，《周易》讲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自然是万物的本源，人无法独立于自然而存在，人与自然形成有机的生命整体。 再如，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和孟子“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等观点，都肯定了人与自然之间更深层的联系。《周易》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道德经》指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齐民要术》记载“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自然界有其内在的“道”，人要通过观察自然现象来体悟其中的演变逻辑，遵从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促成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中国古代早已制定相关政策法令，设立负责山林川泽资源保护的监督机构“虞”和执行机构“衡”，运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人可以通过把握天地自然的本质规律，爱护自然并辅助自然的进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即《中庸》所指“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所追求的道德品格亦是天地自然真理的彰显，正如《论语》所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周易》所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在寄情自然中走向精神富有，在认知自然中完善本性修养，在建设自然中实现自我价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内化与发展，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根植中华传统生态文化智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式表达一是从自然约束角度，明确可持续发展需突破生态恶化和资源稀缺的制约，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二是从绿色生产力角度，认识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持续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三是从生态资本角度，将良好生态环境视为社会和经济财富，明确保护和改善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增值自然资本，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财富理论。四是从制度创新角度，将生态环境治理融入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健全生态环境法规制度，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制度建设理论。汲取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力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塑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形态一是将自然界维持人类生存的传统认知提升到生态兴衰决定文明兴衰的高度，深化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二是将生态文明思想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进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倡导绿色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强化环境保护的法治约束，深化了“道法自然”的方法论。三是坚持正确的生态发展观和绿色发展理念，以良好生态环境增进民生幸福，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生态惠民和生态利民，深化了“参赞化育”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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